【专家观点】宋亦芳 毛佳莹 | 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内涵特征、制约因素及突破路径

发布时间202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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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宋亦芳,男,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开放大学航空运输学院、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终身教育、教育技术等

  毛佳莹,女,上海开放大学航空运输学院、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高等教育、社区教育

  基金项目:上海开放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点建设“老年社会工作”研究子课题“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老年教育治理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023001)阶段成果,主持人:宋亦芳

  引用格式:宋亦芳,毛佳莹.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内涵特征、制约因素及突破路径[J].职教论坛,2024,40(11):78-86.

  摘要:数字治理作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新课题,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数字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探索发展中,社区教育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聚焦关键问题寻求突破,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治理路径。从理论上看,数字治理属于治理理论与互联网数字技术结合催生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准范式,而社区教育数字治理则体现出视域的社区性、技术的整合性及教育的平台性特征。研究表明,社区教育数字治理有助于引导社区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助于赋能社区教育高质量提升,有助于助力社区教育结构性嬗变;同时,社区教育数字治理也由于机制制约影响数字治理的协同性,技术制约影响数字治理的支撑性,队伍制约影响数字治理的保障性;因此,需要以制促治优化数字治理的生态环境,以学促治增强数字治理的内驱动力,以融促治强化数字治理的多元价值。

  关键词:社区教育;数字治理;内涵;制约;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字化的日新月异发展,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政务、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历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互联网普及程度突飞猛进:截至2023年6月,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1],而2018年6月则为8.02亿和57.7%[2],2013年6月仅为5.91亿和44.1%[3]。数字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顺应了人类社会新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应验了数字化大师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上世纪90年代关于数字化生存“势不可当、无法逆转”[4]的预言;同时,必然会对现有的社会各行业治理产生影响,如基于数字技术的治理效能问题、对数字技术负面影响与风险问题的治理等。

  鉴于此,数字治理作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新课题,成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任务时强调,要“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5]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6]可见,数字治理正在向教育等各个领域深入。近年来,我国社区教育在推进数字化建设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但与其它教育类型相比仍存在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在: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主要集中在日常的学习中,涉及范围比较狭窄、局限,即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数字治理;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没有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造成数字化建设活力不够,即缺乏基于社区特点的数字治理;当然,社区教育自身的不足也形成数字治理的种种制约,等等。鉴于此,社区教育已无法回避数字治理问题,如何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发展实际,聚焦关键问题寻求突破,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治理路径,值得深入研究。

  二、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内涵、特征与价值

  (一)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内涵

  研究认为,数字治理(Digital Governance)理论属于“治理理论与互联网数字技术结合催生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准范式”[7],思想渊源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公共管理的研究。其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帕却克·邓利维 (Patrick Dunleavy),他在2006年出版的《数字时代的治理》一书中认为,数字治理从重塑服务链、节省资源与成本、加强中央权力、集中专业化采购、共享服务等方面,将数字技术融入治理中;数字治理提倡整体主义,简化管理过程关系;他强调,生产力主要来自于信息技术和相关的组织变革。[8] 期间,国内外学者对数字治理的理论定位、内涵等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对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定位,竺乾威认为,数字治理是以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为核心的、多层面发生的各种管理活动。[9]关于内涵,蔡翠红认为,数字治理既包括“基于数字化的治理”,即数字化被作为工具或手段应用于现有治理体系,其目的是提升治理效能;也包括“对数字化的治理”,即针对数字世界各类复杂问题、风险等的创新治理。[10]

  为全面认识和理解数字治理的内涵,有必要进一步厘清相关关键问题。首先,数字治理的定位是“治理”,理论性质属于公共管理理论范畴,运用数字技术旨在重构管理体制而实现善治的效果,但不会改变治理的性质;第二,数字治理的手段是“数字”,其治理方式随着数字技术的升级而不断发展,已经从数字治理理论形成初期的互联网Web1.0时代迈向了Web3.0的数字智能时代,技术的迭代不仅提升了数字治理的能力,也突显出新的治理内容——基于数字技术问题与风险的治理;第三,数字治理理论的落实在于本土化,由于数字治理理论的形成来自于西方学者的研究,并且主要专注于政务系统的治理问题研究,因此需要加强数字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探索及教育实践应用,尤其要适合社区教育这个比较特殊的教育领域。

  基于对国内外数字治理理论的梳理和把握以及对数字治理内涵的认识和理解,结合我国社区教育现状与实际,本研究认为,社区教育数字治理是面向社区教育系统的一项管理活动,主要手段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来展开,通过治理理念和数字技术的融合促进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机制、资源、教学、评价等进一步优化,关键是结合社区的特点,促进社区教育参与方重构交流与沟通的通道,从而实现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升;这种治理又基于数字技术来治理由于数字技术产生的新问题、新风险,尤其是智能技术产生的伦理、规范、安全等问题对社区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改善数字治理的生态环境;同时,这种治理也是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涉及社区各个层面、各个部门以及社区数字化的应用,与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及技术应用水平有着直接关系。

  (二)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特征

  1、视域的社区性

  社区性是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基本特征,其主要原因是由社区教育的社区性决定的。首先,治理的参与者是社区全体成员、社区的各类组织和机构等;其次,治理的主渠道是社区协调,就是通过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协商与合作、协同与互动、协作与共建等方式来建立目标认同,进而有效采取共同行动;还有,治理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为社区服务、消除各种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和谐进步与可持续发展,更有效地提升社区成员素质和生活品质。关于社区性,相关研究也给予明确的支持观点:叶忠海等认为,社区教育的性质具有社区性和综合性;[11] 陈乃林认为,社区教育既姓“社”又姓“教”,但归根结底是姓“社”[12];邵晓枫认为,社区教育治理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应以社区为本位”[13]。从这个意义上看,社区教育数字治理既可以看作是社区治理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认为本身就是一种社区治理。

  2、技术的整合性

  整合性是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技术特征,强调治理的技术手段可以通过充分整合社区技术资源来实现。与学校教育相比,社区中的数字技术资源(如人力、设施、数据等)更加多样化和专业化,尤其是近年来政府治理重心下移促进了数字技术在社区的广泛运用。一方面,社区教育通过社区各类网络和平台,突破时空限制融入到社区治理体系中,容易与治理的参与方形成治理共同体;另一方面,社区教育系统可以充分共享社区的数据信息,比如运用“一网统管”平台,融合汇聚公安、民政、人社、残联、房管、卫健等部门数据资源,形成民生大数据池,[14] 从中分析居民学习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推送资源、开展学习者画像等,从而优化学习管理;还有,可以充分依托社区严格的信息安全管理手段,如“互联网+监管”平台,有效抑制社区教育信息安全隐患。教育部早在2016年就强调,要“结合或依托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建立覆盖城乡、开放便捷的社区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及体系。”[15]

  3、教育的平台性

  平台性是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教育特征,指社区教育数字治理充分依托社区教育本身搭建平台,从而在社区教育中实现各项治理功能。平台是实现治理的基本依托,诸如社区中的教育服务平台、活动平台、展示平台等,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据此,社区教育首先可以作为数字技术的整合平台,汇聚社区中的各类数字化资源参与到数字治理中来,并通过社区教育上挂下联的方式构建治理网络,形成数字治理的合力;社区教育可以通过社区各类组织、企业、私人机构甚至于个人参与社区教育活动,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协作关系,然后通过数字技术的连接建立相互协商与合作关系,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格局;社区教育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各类平台,如交流平台、合作平台等等,并联合各类教育服务各类人群,实现多形式、多样化的数字治理。总之,社区教育可以通过汇聚、组织等多样化平台功能,为数字治理提供平台支撑。

  (三)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价值

  1、引导社区教育数字化转型

  目前,数字化转型已从经济领域向政务、教育、服务等各个领域全面渗透, 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回应时代之变的必然选择”[16]。近年来,社区教育数字化转型逐步推进,如强化在线教学、探索混合式教学、加强数字基座建设等,但总体体现出数字技术局部性、补充性等低水平的应用特点,与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研究认为,“教育治理思路、治理主体、治理结构的转型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17]。就是说,数字治理对于社区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引领作用,可以从观念上、体系上对社区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整体性架构与倒逼;同时,数字治理会涉及社区教育的各个神经末梢,不仅涉及教学系统还涉及管理系统、不仅涉及体制内还涉及体制外、不仅涉及硬件还涉及软件等,从而使数字技术应用在各个方面得到不断强化;还有,随着数字治理的数据全面共享,从源头上打破了数字孤岛、实现了大数据管理、增强了风险控制能力,尤其对于人工智能的风险控制提供了重要保证。

  2、赋能社区教育高质量提升

  新时代,我国教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通常认为,“质量主要反映事物价值满足现实主体需要的程度。”[18] 就社区教育而言,如何满足社区学习者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以及社区发展新要求,实现更加公平与均衡的教育供给,强化教育服务能力、水平以及效能,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研究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其中要以“智治”为支撑,融入现代技术手段,推进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共享、资源整合、优化配置,构建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智慧治理格局。[19]为此,依托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技术优势,可以有效改善高质量发展生态,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及导引,实现学习资源的精准化配送和学习方式的个性化服务,并主动引导学习者的各种需求,从而实现“泛在、可选”的学习境界;同时,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社区性也决定了其在服务社区发展方面会更有效果。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在治理中的应用,将使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获得新的动力。

  3、助力社区教育结构性嬗变

  教育结构通常指教育系统中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及结合形式,包括管理、教学、师资等内外部结构,如层次结构、管理体制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人员结构等[20],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难点和关键点。为此,社区教育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结构性的改变,也有了一些成效,但数字治理将体现出更好的效果,尤其擅长对教学层面的结构改变。从管理结构看,社区教育一直强调要形成多元主体办学的横向机制,但始终缺乏有效的横向通道或纽带,数字治理架起了多元主体沟通与协作的桥梁,有助于管理结构的根本改变;从教学结构看,在教与学关系中如何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始终是个难题,在推进数字治理的背景下,尤其是智能技术的融入,人机协同成为新的学习方式,从而可以进一步完善教学结构;从教师能力结构看,社区教育教师重知识能力、轻技术能力情况比较普遍,数字治理在管理、教学的整体推进将助力教师能力的结构转变。总之,数字治理涉及全方位、全过程、全场景,有助于社区教育在数字化方向产生结构性嬗变。

  三、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制约因素

  (一)机制制约:影响数字治理的协同性

  社区教育数字治理作为基于社区的一种治理,关键是社区各个方面的参与,尤其要依托社区教育的平台作用强化多元协同,实现数字技术的整合和数据信息的共享,从而提升治理效能,打造治理新生态,其中机制是确保协同的关键。

  与学校教育办学系统不同的是,社区教育办学体系呈现出“纵向衔接、横向整合”[21]的立体结构特征。所谓纵向衔接,是指由省(直辖市)到基层社区办学机构组成办学网络,即省(直辖市)、市(地)主要依托开放大学等设立社区教育指导机构,区(县)设立社区学院,街道(乡镇)设立社区学校,居(村)设立社区教学点;横向整合,主要指依托办学网络中各级办学机构的平台作用,促进社区内各类学校、机构、单位、社会组织等学习资源有组织、有计划地向社区开放,从而有效拓展社区教育空间。就发展现状而言,上述“纵向衔接”的办学结构主要依靠行政推动的作用,发展相对比较健全;“横向整合”本质上是一种跨界体系结构,主要依靠各种机制维系,从而实现社区教育办学机构、社区相关单位及各类组织之间的相互协同,但这种横向机制长期存在维系困难等窘境,一直是社区教育发展的短板。

  近年来,社区教育在整合社会资源方面已有一定进展,如利用各种场馆开展社区体验学习、人文行走学习、游学等,依托各种社会组织建立社会学习点、学习坊等,但普遍呈现运行不畅、持续性不强等现象,有研究认为目前社区教育“多元主体参与无序化”[22],2021年成都对13个社区教育管理机构的一项调查认为“社会统筹力度不够”[23],因此很难形成协同治理的格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协同机制不够健全,关键是缺乏顶层设计和健全的制度保障,甚至有些机构或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只是某些领导的个人行为或影响力所致,结果往往成为一种短期行为。目前,在操作层面相关机制严重缺失,如激励机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鼓励社会各方参与社区教育的措施落地,对于社区各方尤其是民间组织为社区教育的贡献缺少有效的激励;又如共赢机制,就是社会各方在参与社区教育的同时,他们自身的利益和诉求很难得到应有的满足,即“合理回报如何体现”[24],等等。总之,没有机制保障,社区各方协同与参与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或不确定性。

  机制的不足,对于社区教育数字治理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容易导致信息孤岛。结果是,由于社区各方的平台和资源无法实现技术对接和整合,很难向社区学习者提供“一站式”的学习信息通道和公平的学习支持服务,学习者长期处于学习信息不对称、学习机会不均等的服务状态,很难实现“泛在、可选”的学习选择;其次,由于学习者在不同场合的学习缺乏统一的数据库或数据共享机制,容易造成学习数据割裂,目前很多社区教育管理部门填报的学习者学习数据主要来自社区教育机构的学习记录,并不是学习记录的全部,社区教育管理部门很难全面了解学习者真实的学习画像,也很难做出精准的学情分析和学习配送服务;还有,由于公共数据无法共享,大数据作为数字治理的核心要素很难发挥作用,社区教育在学习者管理、学习资源管理、学习过程管理、师资管理等方面很难达到数字治理应有的效果。

  (二)技术制约:影响数字治理的支撑性

  数字治理内涵和特点表明,数字治理与数字技术能力直接相关,没有数字技术的支撑就不存在数字治理,没有数字技术的发展就没有数字治理的发展。因此,数字技术能力对社区教育基础建设、教学改革及管理优化等是至关重要的。

  整体而言,数字技术能力依然是社区教育的薄弱环节。2004年,教育部提出要“构筑起社区居民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平台”[25],促进了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启动和逐步发展,到2017年我国省级社区教育网站基本实现了全覆盖[26],但其发展水平依然滞后于数字化时代的步伐,尤其与数字治理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实现数字治理的前提是“信息互连、数据互通”,但目前各地社区教育平台不仅与系统外的平台(包括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无法连通,就是系统内也基本没有实现技术上的连通;其次,数字治理需要在技术上进行功能架构,但目前社区教育普遍缺乏开展数字治理的技术手段,仅有部分地区设计有网上报名、网上互动、网上统计等简单管理功能,但很难实现实质性的数字治理;还有,数字治理的价值在于提升治理效能,但目前社区教育数字化设施和技术相对落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及时应用,也缺乏相关的研究,数字技术优势在社区教育数字治理中难以体现。

  技术上的制约,反映出我国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机制从顶层架构到基层落实依然很不完善。从政策支持看,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快,政策对教育数字化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但针对社区教育并使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落到实处的政策很少,目前还没有关于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正式文件;从建设规划看,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常常“游离”于各种数字化建设之外,既无法纳入各地数字化建设的整体规划,比如数字社区、数字政务建设等,也很难纳入教育部门数字化建设渠道,比如数字校园建设等,所谓“马太效应”也是一个客观的现象;从保障条件看,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在人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服务力度极其匮乏,以上海等发达地区为例,目前除区社区学院有少量的技术服务人员外,街道(镇)及以下几乎没有,同时各地区教育部门数字化建设费用基本上不包括社区教育或很少包括,这与社区教育所服务的人群极不相称。

  由此,将很难体现数字治理的优势和特点,严重影响以治理效能为导向的数字治理目标的实现。具体操作上,我们无法对浩瀚的学习信息和数据依托数字技术的优势快速、精准地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包括个性化的学习方案以及学习资源和方式,如果缺乏“快速、精准”之效能,就不成其为数字治理了;其次,技术的缺失,也使基于技术产生的问题及风险缺乏应有的防范能力,也将影响数字治理另一个重要目标的实现——基于互联网时代数字安全性这一关键治理目标,“如何在保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已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急需突破的难题”[27];还有,技术的缺陷,还将影响数字时代社区教育新的治理生态形成,诸如制度生态、环境生态、教学生态等,造成社区教育数字化进程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影响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影响管理者对数字技术的能力提升和信心重构。

  (三)队伍制约:影响数字治理的保障性

  这里所说的队伍主要指从事教学、管理、研究和指导等工作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可以统一称为社区教育教师队伍。教师队伍是数字治理的策划者、执行者,直接影响数字治理的效果,是数字治理的主要保障因素。

  因此,数字治理对教师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照2022年教育部颁布的《教师数字素养》五项标准[28],结合目前我国社区教育教师整体现状,其数字素养最为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数字化意识不到位,近年来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虽有一定进展,但教师对其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依然不足,有相当部分教师认为数字化对社区教育不适合、没必要,所以运用数字技术的主动意愿整体偏弱;其次是数字化知识和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尤其是众多年龄偏大的教师以及街道(镇)、居村学习点的教师更为突出;还有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力不强,无论是数字资源开发,还是数字化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研究等,社区教育教师的能力都相对薄弱,所以社区教育数字化教学创新比较困难。在上述数字素养中,数字化意识对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影响是最大的,决定了数字化建设的水平和走向,对数字治理影响必然也是最大的。

  社区教育教师数字素养不高是不争的事实,因为目前我国社区教育教师的来源和结构比较复杂,管理难度较大,表现在专职或专业的教师占比极低(通常不足5%)甚至没有,兼职教师、志愿者教师占了绝大多数,其教学能力参差不齐且普遍缺乏应有的专业训练,尤其在数字技术的意识、能力方面本身存在天然的不足;同时,受人手紧张、工作条线多等因素影响,管理部门对社区教育教师往往使用多、培训少,教师缺乏应有的提升通道,尤其对于数字化技术的专业培训非常缺乏;还有,不管是专职教师还是兼职教师,在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普遍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等,比如在工作量的计算上、报酬的体现上以及职称的晋升上等,都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

  教师队伍对于数字治理的影响是直接的,因为数字治理主要是依靠信息流、资源流、数据流等的流动与交换实现的,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系统好比是一个分布于整个社区的、跨界的大动脉系统,社区教育教师就好比这个系统中的一个个节点,如果这些节点产生堵塞,就没有社区之间的流动和交换,数字治理也就不可能实现;同时,数字治理的核心是学习治理,旨在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教师作用的缺失,难以充分调动社区学习资源的参与,必将影响教学改革的推进和学习方式的创新,治理效能必定很难提升;此外,社区教育对于数字风险的防范不仅存在技术上的制约,教师队伍的技术能力也是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技防与人防的协同效应很难实现,必将影响数字治理关键目标的实现。

  四、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突破路径

  (一)以制促治:优化数字治理的生态环境

  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促进治理,就是试图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明确相关规程或行为准则,是以整个体系为对象进行的整体性设计,旨在“保障整个组织的各个子系统间相互兼容、彼此衔接、运转流畅”[29],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寻求突破的路径,其作用是通过健全制度来营造良好的治理生态,从而解决诸如机制、技术、队伍等制约因素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上述制约因素的共同之处都具有系统性、全面性等特点,涉及社区的各个方面,并且因素之间是关联的、互相影响的,所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基于整体的制度架构进行规定与规范。综合机制、技术及人员制约因素分析,制度试图解决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社区各方协同机制不健全引起的信息孤岛问题,以及技术无法互联互通等问题;二是社区教育数字化建设存在人力、财力等方面“马太效应”问题,数字技术水平不高对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以及对于数字风险治理不力等问题;三是社区教育队伍建设和管理机制不健全带来的数字素养不高问题,以及对于数字治理产生的堵塞现象等。鉴于此,制度需要从社区教育整体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数字治理问题,从体制和机制上对政府部门、各类学校、机构、单位、社会组织等进行指导和约束、鞭策和激励、规范和推动等,并根据需要强化不同层面的制度体系建设。

  基于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制度建设是一个多层面、多方位的建构过程。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的专门制度,但我们需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相关制度进行科学的研判,如教育治理制度、数字化转型制度等,这对于社区教育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乃至数字治理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定向作用。在此基础上,重点需要加强制度创新,早在2014年教育部等部门就提出要“建立社区教育联席会议、社区教育理事会等制度,完善社区教育多元参与协商、合作机制”[30],这为制度建设提供了创新思路、途径和方法。应该看到,制度创新的基础在于基层的实践,目前我们仍然需要多方面的社区教育实践,面对机制、技术、队伍等制约问题敢于尝试突破,形成好的经验和做法,最后完全可以上升到制度层面。

  (二)以学促治:增强数字治理的内驱动力

  通过深化居民数字化学习来促进治理,就是基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宗旨,从满足居民多元化学习需求、创新多样化学习方式的逻辑起点出发,寻求一个自下而上的突破路径,从而有效增强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倒逼机制促进数字治理各项制约因素的自我完善。

  从原理上分析,居民数字化学习会涉及到社区教育的各个环节,包括体制、技术及队伍等问题,其过程是居民数字化学习与这些环节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新形势下,居民学习需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数字治理正是在不断适应这种变化中逐步提升。在此过程中,数字治理就会不断强化各种机制,加强社区各方数字技术的对接,促进了社区各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学习资源的高度整合,有效化解了信息孤岛等问题;同时,基于各种数字化学习方式的探索,数字治理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需要数字化平台、资源的不断创新与迭代,并通过数字治理实现学习者的精准画像、资源配送、信息共享等功能;还有,教师和学生是数字治理的“原生参与人群,也是主要的治理参与者”[31],基于数字化学习的不断探索,对教师和学生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对于优化教师队伍管理、促进其数字化能力不断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数字革命将能成为确保优质全民教育以及转变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方式最有力的工具之一”[32]。

  为此,需要不断深化数字化学习方式创新来推动数字治理的进一步完善。近年来,随着社区教育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学习方式创新不断,比如混合式学习、数字场景学习、体验式学习、人文行走学习等,其特点是数字化程度高,强调运用数字治理的方式实现学习效果的优化。正是基于这些方式的创新和数字治理的加强,将有助于促进社区教育机构与社区机构、社区场馆、社会组织等形成协调机制,尤其充分运用这些单位的数字化资源,进一步拓展新的学习空间;同时,为满足学习者获得更好的资源选择、配送等学习引导服务,将促进政策对社区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支持,促进数字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此过程中,教师的技术水平及对教师的管理也会得到强化,上海学习网通过“人文行走”、“申学书院”、“老年慕课”等线上学习项目不断促进师生“触网”,江苏省实施社区教育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并基于数字化平台应用不断提升队伍的教学能力。

  (三)以融促治:强化数字治理的多元价值

  通过社区教育数字治理与社区治理之间的融通促进治理,就是试图把社区教育数字治理与社区建设和发展紧密关联,进而更好地服务社区治理、助力社区治理,并实现共同治理的格局。这是一个通过相互融通作用寻求突破的路径,有助于社区教育数字治理不再受制于机制、技术、队伍的局限。

  关于社区教育数字治理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是实现两者融通的首要问题。从概念上看,社区教育数字治理与社区治理属于两个不同概念,但从内涵上看两者是有关联的。有研究认为,社区教育治理是社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社区成员的全面发展是其内部功能,促进社区治理则是其外部功能[13],依据 这一观点,社区教育数字治理也是社区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织部分。但从另一角度看,社区教育数字治理也在调动社区各方面力量参与多方协同,加强政府、居民及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同时,通过提升社区居民的各种素养,培养公民意识、社会公德等,实现社区治理所期望的治理目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可以认为,社区教育数字治理本身就是一种社区治理或者社区治理的一种类型,两者在内涵上是融通的、一致的。基于理念上的这一重要突破,数字治理的价值将更加多元化,必将带动社区教育数字治理制约因素的进一步突破。

  鉴于此,如果把社区教育数字治理放在社区治理的视域中进行推进,其各项制约因素就会得到较好的解决,关键是理念上、认识上的根本转变。在具体实施上,可以把社区教育数字治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中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实施,依托社区治理在机制、技术、人员等方面独特的优势实现协同治理,重点是要打通数字技术的各种通道,实现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同时,社区教育数字治理需要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提升居民素质等方面体现出独特功能,成为政府联系居民的桥梁和纽带。因此,社区教育数字治理在与社区治理的融通中,通过不断满足社区需求、增强社区治理能力,也对自身的优化进行了反哺,既可以充分依托社区治理已有的各种机制,获得社区在治理技术上的支持,也可以促进教师运用数字化手段融入社区治理来提升数字化能力,这对于社区兼职教师、志愿者教师尤为直接有效。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on Digital Governance in Commun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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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上海开放大学宋亦芳名师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