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报告】《教育研究》2024年第2期 宣小红等《教育学研究的热点与未来展望——基于2023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论文的分析》

作者

　　宣小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审

　　史保杰，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

　　惠文婕，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

　　摘 要

　　2023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论文来源广泛、栏目丰富，源杂志转载量较高的依次为《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研究与实验》等。文章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以师范院校为主，高等学校仍处于绝对主体地位。教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德育的现代危机与应对策略研究、知识价值观转变与教学范式研究、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发展路向研究、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研究、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研究、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视域转向与方法论研究等八个热点问题。教育强国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人才培养的战略性与创新性研究，新时代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研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研究，人民教育家精神与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研究，课程现代化与教材管理研究，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改革研究，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研究，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与国际影响力提升研究等十个问题将会是教育学研究未来一年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热点与重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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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的教育学研究，既扎根本土教育变革实践，强化原生性与创新性教育理论研究，推动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范式的完善和发展，又回应时代发展诉求，聚焦世界教育议题，积极为解决人类教育问题贡献中国方案。通过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论文系统梳理发现，其研究热点主要围绕着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德育的现代危机与应对策略研究等方面展开。展望未来，在新时代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历史征程上，教育学者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投身教育强国实践，不断深化教育基本问题与重点问题研究，着力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加快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最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一、2023年度论文转载概况

　　在过去一年的教育学研究中，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聚焦教育领域基本问题与热点问题研究，刊物承载内容丰富、栏目设置清晰多元、转载论文来源广泛，反映了教育学研究一年来的发展轨迹。

　　（一）栏目设置及论文分布

　　据统计，2023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设置专栏、专题20个，转载论文222篇。各主要栏目及转载的文章数量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9篇）、教育基本理论（27篇）、教育改革与发展（16篇）、教育政策与法律（8篇）、教育与经济（6篇）、教育科研（9篇）、德育研究（12篇）、家庭教育（6篇）、课程与教学（15篇）、教育技术（21篇）、教师教育（20篇）、教育史研究（17篇）、比较教育（30篇）、特殊教育（3篇）、综述报告（2篇）、专题（21篇）。

　　（二）源杂志全文转载量排名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的文章来源较广泛、类型较为丰富。在被全文转载的文章中，其源杂志转载量较高的依次为《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研究与实验》、《教育学报》、《中国电化教育》等。以下选取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转载数量4篇以上的杂志进行排序。（见表1）

　　（三）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

　　从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来看，高等学校具有绝对优势。2023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的文章总计222篇，其中，有217篇的文章作者来自高等学校，比例高达97.7%，较2022年占比（95.1%）有所上升；有1.4%的文章作者来自科研院所，较2022年占比（4.5%）有所下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均有文章收入2023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文章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仍以师范院校为主，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并列第一，南京师范大学列第二，华中师范大学列第三。在此选取了转载3篇文章以上的单位进行排序。（见表2）

　　二、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2023年度教育学研究的热点，既有老话题的新特征，也有新问题的不断浮出，主要集中在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德育的现代危机与应对策略研究等八个方面。

　　（一）新时代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以及全球化、信息化的迅疾发展，人们对教育的实践需求开始发生诸多转变。把握中国时代发展特征，探索中国教育学更为完善的学科范式，不仅可以更好地服务我国教育实践，还可以为促进世界教育学体系的发展提供“中国话语”、“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是中国教育学的重大历史使命和紧迫时代课题。

　　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不仅是自身立足新文科建设朝向综合化、智慧化、扎根化、创新化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塑造一流大学人文性格、推进中国特色文科教育学科体系形成、服务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使命要求。推进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有赖于体现一流学科特质性概念、学术框架及科学范式的建立。未来应在学科交叉与分化、守正与创新、技术与人文、本土与国际的不断融合中，以“扎根”逻辑的构筑、“跨界”理念的确立、“人文”价值的强化、“系统”结构的形成，创生新文科时代教育学的理论逻辑与学科范式，推进其世界一流学科的有效建设。具体到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层面，未来应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思想引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总体布局的实践导向、在学科分类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学科间的融通与融合的“大学科”意识、培树一批教育领域的战略型研究人才的学科队伍建设、加强教育学学科体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维水平深化等。而在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层面，话语主体的情感认同与交往理性、话语内容的概念创生与论证说理、话语表达的模态建构与复调叙事、话语场域的时空重塑与再情境化、话语生态的求同存异与百家争鸣共同组成了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生成的基本要素与问答逻辑。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走向世界，需要扎根本土变革实践，凝聚标志理论共识，增强解释力与公信力；设置世界教育议题，回应时代发展诉求，提升引领力与显示度；整合立体传播网络，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提高辐射力与影响度。

　　在探索未来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上，有学者提出，跨界教育的兴起，势必带来只有它才可能带来的教育新体系。跨界教育以“跨以成人”为育人目标，挖掘和实现跨界的育人价值的教育，是基于跨界、依托跨界、为了跨界和在跨界中育人、成人，同时助推人类迈向跨界型社会的教育。建构体系化的跨界教育方案，应当是实践体系、理论体系与政策体系等三大体系的兼容并蓄，分别指向跨界教育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政策逻辑，共同融汇为跨界教育的整体逻辑。有学者认为，人类如何通过未来的赛博格（生物和技术设备的结合——编者注）教育创造负熵，如何通过赛博格教育开启逆人类世，如何建立教育新范式、新起点，是未来教育学的重要问题。新的教育需要走出功能化教育，在教育的目的、宗旨、范式上走出人类中心主义，避免重复现代主义的教育逻辑，避免通过更强的技术培养人利用、盘剥、排斥其他存在的霸权，培养赛博格的负人类世情怀、伦理以及存在方式，培养赛博格与其他存在主体共同保护星球和宇宙的能力、精神和素养。

　　（二）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

　　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构成，它既是百年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教育改革为世界现代教育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昭示着一种光明美好的教育现代化新方向与新图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国教育现代化之路任重道远，需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本质，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人的现代化究其实质而言，乃是人何以活在现代化的境遇之中。对人的现代化的认识决定了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认识。在这里，有必要追问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之现代化？有学者提出，人的现代化有三个向度：人的现代化指向学生的家国情怀；人的现代化指向学生综合素质；人的现代化指向学生生活质量。这契合了服务国家、人民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的现代中国教育价值秩序建构。有学者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首先是超越形式性的精神现代化，需在传统基础上造就现代性的精神人格。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我们做好现代人的前提恰恰是我们“做中国人”，我们必须完成作为中国人的现代化。做现代中国人，乃是强调如何让民族的个性真实地显现在当下，融入时代精神，让中国人在续接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又向着时代与世界开放，从而让中国人以中国人的姿态活在今日世界之中，并切实地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建设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优结构的教育体系。一是要建构关注能力平等的教育质量公平观。能力平等意味着要确保底线能力达到门槛标准，混合能力与能力集合不断扩展并趋近于人的全面发展。应通过遵循平等原则、优先原则与充足原则的资源分配，制定教育质量公平评价的能力标准、构建多层级的教育质量公平监测体系，整体提升教育系统所培养的人的可行能力，切实缩小学生可行能力的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校际差异。二是要调整优化教育结构。面对义务教育延伸方向仍待明确、高中普职比例设定依据多维复杂、农村教育规模特征尊重不足、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分配面临两难等议题，应重视教育结构调整中的激励相容，动态规划教育结构中的普职类型，关注教育结构调整中的公平质量。三是要构建平等而卓越的教育分流制度。优良教育分流制度的构建需要在价值诉求上达成制度正义与社会效率的深度耦合，在实践路径上协调好国家意志与个体需求的平衡，以注重合作共生与平等主义的共同体精神来重构“每个人都能充分实现潜能”的“平等而卓越”的发展性教育分流体系，借以消解竞争主义教育模式的负面影响。四是要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建构包括有信任治理行动网络的治理主体、适配中国教育情境运行机制的治理方式、追求有质量治理秩序的治理效果为要素的中国教育现代化治理运行架构，实现有信任、有活力、有质量的中国教育治理。聚焦到教育法治层面，应坚持数字时代受教育权公平与自由价值并重，厘清国家教育权的权力边界，在明确教育法的部门法定位基础上，通过传统的单行法立法过程或依托教育法法典化，推动实现教育法的体系化。具体到立法和执法上，应尽快将《学校法》列入相应立法规划，推进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推动教育督导与教育行政执法协同联动改革创新。

　　（三）德育的现代危机与应对策略研究

　　人类建构道德的目的是要解决如何在一起生活以及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道德教育是致力于让人学会“在一起”的事业，即教人善良地与他者共在。随着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和科技化推动的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如何面对陌生人、处理陌生人间的关系、重新学会“在一起”，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道德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陌生人社会中，由于原始伦理秩序被打破，新的伦理还未建成，个体道德生长丧失伦理性土壤与归宿，道德教育失去了实体、秩序与伦常习俗的依托。道德与伦理的疏离，已经导致基于权利优先的现代道德建构的“在一起”秩序出现了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伦理危机，表现在道德层面则是倾向于与他人建立暂时、边界性强、对称性的工具性关系，对陌生的他者，充斥着冷漠与疏远，甚至在网络时代滑向道德绑架与网络暴力。为此，需要对道德教育进行伦理性的改造，基于伦理实体，培养学会差异性共存的道德主体，进而生成与他者“在一起”的道德能力。这要求在实际的德育工作开展过程中，必须加强法治教育、诚信教育和共生体主义教育，树立一种新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要借由克己慎独、依偎同情、重拾认同等程式化育个体道德想象力，以使“不在场”成为“在场”、从“能是”感知“所是”的方式，促使“自我”走向“他者”，反思自我、关怀他者及与群体共生共益，构成“己域”与“群域”共生共益的社会主义己群关系。应构建学校友爱共同体，通过公共友爱的培育，唤醒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善意，关注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诉求和价值理想。

　　（四）知识价值观转变与教学范式研究

　　近百年来，人类对知识的价值诉求逐渐从知识本身跳脱出来，不再把学习者当成知识的容器，而是强调学习者的能力养成与理智培育。这本是一种进步。但这种倾向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目的，却使学生从追求自身自由全面发展蜕变成谋生必须达到的某种标准，以努力适应教育机构外的工作岗位、职业培训所定制的能力要求。这一结果导向使得教育正在成为生产和测量“学习结果”的产业，学校教育的任务被限定为符合规定的学习结果的高效生产，通过将学生成绩测试、教师效能评估和学校效率评级紧密联系来评估教育的“有效性”。而随着智能时代的迅速到来，大规模教育测量评价和循证文化的兴起，知识的智育价值被进一步强化。

　　“教育的学习化”源于对教育质量的片面理解和高度专注，直接讨论学习的结果和效率很容易遮蔽教育的目的、内容和关系维度，无法准确和充分地表达教育的复杂性。教育固然应当培养新一代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使其更具“社会能动性”。但同时，教育需要“超越性”以鼓励学生拥有自己的独特性，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不同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学习和成为学习者。

　　在教学中，我们有必要主张用超越的知识，唤醒教育世界对根本问题的关注，基于教育的崇高性、神圣性和对社会人生的引导性去厘定知识的内容框架和价值排序。一方面，随着智能时代网络化知识的兴起，学校教育体系不仅面临传统知识教学的问题，还面临如何处理新兴的知识体的挑战与共生问题。追溯知识的德性本质、重申知识的德育价值，是知识教学回归生命本体的理论前提。知识的价值转向不仅是从“为知识而教”走向知识建构、智力训练，更要走向智慧引出、道德养成、本体彰显，以“德性之知”促进学生生命整全发展。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我们必须改变旧有的将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近代知识价值观，建构新的知识价值观。新的知识价值观必须能够在知识发展与教育改革中更好地引导人们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帮助人类社会建立起与大自然之间更加合理与友好的关系，指导人类更好地认识自己，引导人类社会运用更加合理的方式与途径去发展知识，从而给予知识新的定位。教学的重要性，就是由外而内地唤起学生对世界（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多样回应——或是倾听世界，或是关爱世界，或是担当世界。

　　（五）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发展路向研究

　　当前社会正处于科技革命与教育变革两个重大领域的历史交汇点，随着技术的不断更迭，以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加速着人工智能的突破升级，在众多行业领域表现出了广泛的应用潜力，也在重塑人类教育的生态环境和实践体系。新兴科技带来的社会影响总是以扭转人才培养方向的形式驱动教育变革与发展。当下谈论的人工智能，是基于机器学习的新型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基于数据和算法的信息技术，是从事知识生产和学习的“新工具”，在实现人的个性化学习、具身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颇具潜力。面对人工智能的加速升级，教育所承载的使命变得更具挑战性，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思考，以期为教育寻找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新出发点。有学者提出，面对人工智能对人类智慧领地的冲击，教育需要作出快速反应，以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拓展人提出问题和创新想法的能力、增强人的情感智能与创造力等区别于机器的独特能力，促进人的生命成长与全面发展，以提升人类智慧的门槛。也有学者认为，在有关“人工智能与教育” 的思考中，论者往往以人工智能革命所潜藏的就业危机为出发点，以“工作的未来”为准心来思考和设计“教育的未来”。机器学习在带来种种挑战的同时，或许能让教育机构解脱于生存机构的纠缠，回归“学以成人”的文明理念。

　　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的重要任务，也是未来教育创新变革的发展趋势。教育数字化是一个充满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的历史进程，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处于探索阶段，在信息技术从网络化向智能化跃进的重要历史节点上，亟须厘清教育数字化转型转什么、怎么转等问题，正确把握未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工作重点和实践方向。教育数字化转型旨在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实现教育基础设施、学习方式和教育流程等系统性重塑，其中，能否达到人机融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而能否形成更加优质、公平的教育格局，构建开放、包容、持续的教育生态，以促进人自由的、全面的、个性化的发展，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的。作为创新性社会变革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注定不会是一场顺利的征程，不仅面临技术可供的功能性问题、教育主体的行动问题，更面临如何处理人和技术关系的问题。应以数字人文主义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总体价值观原则，针对国际合作和国内发展现状界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历史责任和系统目标；从服务于人的角度辨析升维技术的教育价值并适度超前部署合理可行的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方案，培养所有公民在数字时代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数字素养以及有规模的自主数字科创人才，建设“数实统建、统管、统认”的公共数字教育体系；基于理论研判对全社会数字科技伦理和数字社会秩序重建提供政策建议并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制度的深改，以构建与数字社会相适应的教育体系，实现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六）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高质量教育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而教师队伍的质量取决于教师教育体系的质量。可以说，在国家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中，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既是重要支撑，也是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师教育一体化、开放化、大学化时代，需着力健全优化教师教育体系，推动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推进“新师范”建设。“新师范”是新时代教育发展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新愿景，“后教师教育”时代，期待“新师范”精神的重建来克服大教师教育体系的精神缺陷。如何汇聚师范教育的精魂，提升师范教育的精度，夯实师范教育对整个教师教育体系的主导力、主体性与话语权，是师范院校“新师范”建设肩负的历史使命。需要打造“中国版”师范教育改革蓝本，构建“师范本色”的、“新质”的、“高效能”的师范教育。二是推动教师教育专业化。目前，我国教师教育问题症结在于教师教育去专业化，推动教师教育专业化的过程不能只限于培养机构或培养方案的改革，而应从整个教师教育体系的体制完善、专业建制、内涵建设层面综合考虑，并依托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支撑政策与实践层面的改革，从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化教师教育体系。三是开展学科教师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需要真正深入到教师教育的内核中去，开展具有针对性、学科性、基础性的学科教师教育研究；这有助于拓展教师教育研究对象、推进新时代教师教育体系重构，为实现一流学科教师培养的目标提供学理支撑，有助于摆脱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的自我矮化与双边缘化困境，构建学术学科教育与科目学科教育的学科教师教育互动关系。四是建构复合型教师培养体系。交叉学科视域下推动复合型教师培养，需从聚合科际间的交融能动力、善用多学科资源共享法则、培育多科际协同共振情怀等方面，提升复合型教师跨学科教学的创新能力、整合能力和共情能力。五是优化高等师范类专业布局结构。高等师范类专业空间均衡布局是促进区域教师供给机会均等的重要条件，当下，我国需优化省属高等学校教育专业学位点结构，完善并延续“优师专项”等中西部支援计划，突出中西部师范专业点办学特色，并通过师范类院校毕业生的“外溢”属性逐渐解决地区教师供给的不足。

　　（七）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研究

　　当前的教育中，种种“分数主义”、“唯成绩论”依然盛行，更多关注功利性的结果导致教育中工具理性张扬、人文精神缺失，学校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学生难免出现“有知识没文化”的情形，甚至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面对这一现实困境，需要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价值，重新评估并深化利用，这将成为中国教育学当代理论建构的重要源泉，也是当代中国教育“学以为己”、“自信自强”的重要保证。

　　一是从先秦“文”的观念史中挖掘“文—化”的教育意涵。这有助于中国教育学对本土“文—化”传统自知自明，彰显“文”与“心”的关联意义以优化诠释“以文化之”，提炼出“文—养”的观念来深化诠释“文而化之”，发掘“观—文”的思想以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并拓展对“文”、“道”关系的讨论。二是重视传统教化的价值。传统教化思想和方法不仅是当代德育的思想前提，实际上也帮助我们深化理解当前德育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整体性、生态性发展，看看我们的德育是不是让人对外在权威服从而没有内在开源，是否具有“天人合一”式整体性、全息性视野，等等。在新时代，可以将传统的“德教”之道与现代“德育”结合起来，以实现传统教化之道的“守正”及新时代的“创新”。三是借助《诗经》等经典，施以“古之文”教育。从“远其志”和“广其思”两个方面打开学生的生命视域，从而超越对现实世界中事功的关注，为其敞开“广而远”的文化精神空间。四是基于道家哲学重申教育评价的立场。道家哲学从其独特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出发，以“道”、“知”、“自然”等范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评价哲学，强调评价不能与对象的本性相分离。教育评价需要回归教育本身，将教育的根本立场作为教育评价体系设计的核心原则，重新建立起教育评价的“教育”立场。

　　（八）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视域转向与方法论研究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社会正迅速步入复杂与充满矛盾的“深度全球化”阶段。新的全球化时代赋予了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新的动力与学科前进的时代机遇，比较教育研究者需要转换研究视域，提升方法论素养，从而更好地履行比较教育在全球化时代的使命。

　　比较教育学科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人们与世界进行对话和联结。当前，关注全球化与教育关系的比较教育研究更多地将全球化视为模糊的背景，普遍关注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全球竞争能力，以此回应全球化的挑战。随着全球化迈向纵深发展阶段，真正的全球人类意识与世界整体思想不断增强。比较教育研究与实践需要更多的跨国、跨文化、跨学科，以超越传统认识与方法论国家主义层面的局限与不足，从而凝聚共识，形成比较教育研究与行动变革的最大合力。一方面，需要推动全球教育研究深入发展。全球教育研究聚焦教育全球化、全球学习实践、培养学生全球能力等研究主题，寻求扩大全球教育的世界意义，但仍然面临如何影响社会学科并融入学校等教育机构的现实困境。面向未来，教育研究者需突出对全球教育内容体系的理论阐释与问题批判，共同推进全球教育研究领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为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与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另一方面，需要开创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区域国别教育研究新局面。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推动构建新型教育合作关系能力、参与世界教育治理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区域国别教育知识体系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区域国别教育研究范式重构与智识革命。中国区域国别教育研究者要扎根域外教育本原、构筑多元包容视野、跳出欧美中心囿限，构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区域国别教育知识谱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比较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因果关系的知识。现实中，大部分比较教育研究是以诠释性理解和借鉴为主的单一国别的阐释比较和问题研究。尽管在案例研究中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法等可以兼顾研究的表意式诠释和通则式解释，但集中于静态制度与具体个案的比较教育研究，在比较维度的充盈性、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与要素层次的互证性等方面仍存在局限，探索比较教育研究的新方法很有必要。有学者提出，构建基于“事实呈现—制度比较—价值分析”三项要素关联机制的三重比较法，既移步换景，区分本国、国别与国际三种语境，在往返穿梭中辨明实境中的教育真实；又定点观察，探求“事实呈现—制度比较—价值分析”三个维度的互证性，循序渐进地开展比较工作。这一根基下沉的开放性比较方法，有助于在全球化深度调整阶段准确分析与理解中国教育高水平深层次宽领域开放合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探索国际比较与中国教育实践结合的新方式。

　　三、教育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通过梳理、分析2023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文章的基本情况、热点与重点问题，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以下简称5.29讲话）中对教育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教育学未来的研究将立足于更广阔的视野，聚焦国家关切、人民关心、学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努力寻求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防范中等收入陷阱、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的解决路径；积极探索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等现象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与机遇之应对策略；主动引领以突破性创新和自我超越为特征的新技术发展阶段给教育学研究带来的范式改革；不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构建全球化的文化交流新生态。展望2024年，教育学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十大方面。

　　（一）教育强国理论与政策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5.29讲话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就需要学术界与教育学者从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开展研究，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5.29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富有成效的实践经验，全面系统研究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理论问题；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强国的指标体系，明确以教育强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突出问题及其政策与制度保障体系；探讨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路径，从而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学理性依据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教育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教育研究的理论自觉，也是当代教育学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本质、本体论、概念范畴以及知识图谱进行深入研究。一是从中国教育的历史演变和文化语境出发，确定中国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二是探讨界定中国教育学的基本性质和核心原则，确立中国教育学的本质；三是探寻属于中国教育学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内容体系；四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概念范畴；五是建立中国教育学知识图谱，系统诠释中国教育学概念、原则和实践之间的联系。上述一系列问题，都期待教育学者提出新论点、提供新答案。

　　（三）人才培养的战略性与创新性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新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才问题成为一个战略性问题。当前，全球竞争日益激烈，顶尖人才的竞争已成为核心焦点。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国亟须探索自主培养拔尖人才的道路，构建完善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这是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议题和紧迫需求。为了实现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战略性目标，教育学者需要深入研究以下问题：一是如何将国家和人民对高质量教育发展的要求落实到人才培养实践中；二是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三是如何创新“卡脖子”紧缺领域人才的培养路径与方式；四是如何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五是如何制定更高水平的扩大人才引进政策。

　　（四）新时代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5.29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拓宽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发展阶段，教育学者应从战略性高度，重新审视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教育与科学技术、文化、社会、经济等关键社会支柱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行新的探索，特别是关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教育理念的变迁；关注科学技术井喷式、叠加式、体系化发展对教育结构、内容、方法等的全面影响；关注新经济形态和数字化经济的新要求；关注社会结构、人口结构与阶层变迁对教育现代化及制度改革的影响；关注“两个结合”要求下中国特色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在5.29讲话中指出，“学校、家庭、社会要紧密合作、同向发力，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实践，共同办好教育强国事业”。在学校主导下建立校、家、社三位一体协同机制，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创新的重大任务。教育学研究亟须在宏观层面上深入探讨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复杂平衡关系；从中观层面探讨如何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指导作用；从微观层面上厘清影响校、家、社新机制的有效性因素，探讨如何在“双减”政策背景下，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探讨如何进一步在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下强化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作用，形成同向合力，落实到教育实践中。

　　（六）人民教育家精神与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9月9日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中首次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强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是党和国家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出的崇高要求，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必须具备的职业精神，也是教师成长发展的应有底色，更是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对人民教育家精神的研究，也将丰富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研究内容。未来教育学研究需要深入阐释宣传教育家精神的本质内涵；探讨教育家成长的有效路径；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基本路径；探讨如何通过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七）课程现代化与教材管理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5.29讲话中提出，“要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中国教育现代化要求课程现代化，加强课程教材建设与管理是教育发展的关键。对此，教育学者需要从课程改革和教材管理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探索，关注以下问题：一是核心素养的基础性作用与具体的实践落地问题；二是体现促进课程的综合化改革、注重课程的大概念引领、推动课程数字化改革要求、走向课程设置个性化及推进课程评价现代化等共同趋势特征；三是从课程框架、设置方法和教学方法确定课程现代化的理论与内涵，同时创新课程技术工具，增强学生的整体学习体验；四是对教材管理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性探讨，尤其是在虚拟教材与数字化教材方面；五是探讨综合性的教材管理方案。

　　（八）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出教育评价改革创新发展的新要求与人才培养标准，教育评价改革要进一步深入全面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及评价改革的若干意见，结合科技发展的前沿技术，深入推进教育评价的体系化改革。同时，我国教育评价实践已迈向了一个以数字化为核心特征的新时代，通过携手数字技术不仅改进了教育评价的技术应用，也正在重塑一种全新的教育评价模式。关于如何通过技术赋能教育评价改革，未来教育学者应该关注个性化学习和智能技术集成应用，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到教育评价过程中，以自我调节和学习激励为目的，探索如何根据学生个人需求量身定制评估和促进自我监管方案，探讨如何以科学的评价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在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下，探讨如何构建服务建设教育强国目标、具有世界水平的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对评价中数据信息的科学治理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探讨如何建立、规避、预防评价正义风险的治理机制。

　　（九）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将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支撑。2024年，教育数字化的发展将关注以下新的研究领域：一是探讨如何将机器人作为教育教学主体，符合伦理道德发展地引入到教育系统内；二是深入了解教育环境中人机互动的动态，研究机器人师生给教育活动带来的影响与挑战；三是分析评判各种教育空间（包括物理、虚拟和混合环境）给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带来的改革创新；四是探索具有交流和学习能力的个人知识代理机器人的发展，为个性化教育引入新的范式；五是继续研究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等。这些未知的研究领域有可能塑造教育和技术融合的未来，值得教育学者重视和深入探究。

　　（十）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与国际影响力提升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5.29讲话中强调“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是有效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支撑与服务中国教育现代化、维护与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变革与创新国际教育制度和政策，以及深化与完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外延拓展、内涵深化与实质贡献的一种发展状态。教育学研究需要从政策支持、教育资源共享、人才培养、理论建构、教育质量保障和文化传播等方面深入研究什么是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如何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到全球的教育治理中；怎样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效果，以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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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研究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