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何爱霞等｜继续教育何以促进共同富裕——以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为中心的考察
基金项目：202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继续教育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BJA250168）。
作者简介：何爱霞，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院（山东曲阜 273165）。侯龙真，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讲师，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菏泽 274015）。
引用:何爱霞,侯龙真(2025).继续教育何以促进共同富裕——以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为中心的考察[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7(6):34-41.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具有全员性、全面性和共享性的核心要义。我国自作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以来，“教育促进共同富裕”迅速成为教育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热点，然而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仍有待揭示。在此背景下，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率先创办了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等继续教育机构。基于对上述机构的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发现，继续教育既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共富技能培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直接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人文素养教育增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有效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学历继续教育提升居民受教育年限，协同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共享。未来，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包括：建立“政府+”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打造“省—市—县（区）—镇（街）—村（社）”教育共同体，实行“技能+人文素养+学历”多证书制度，采用“数字化+智能化”教学方式，推行“先富教后富”发展模式。
关键词：继续教育；共同富裕；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共富学院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202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特别是202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遵循“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原则和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新华社，2020）。2025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是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指导思想（新华社，2025）。在“共同富裕”目标引领和任务驱动下，“教育促进共同富裕”自2020年起迅速成为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热点。继续教育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和实现途径，对其内在机理的揭示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其作用。2021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赋予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使命，浙江省也率先创办了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共富学院等继续教育机构，且发挥了良好的促进共同富裕效应。对此，笔者于2024年8月前往浙江省开展了实地调研与访谈，依据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并结合相关报道，力图系统深度地探究继续教育何以促进共同富裕这一重要时代命题。
一、概念阐释与研究综述
1.核心概念阐释
对于何为“共同富裕”，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例如，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认为共同富裕实质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刘培林等，2021）。有学者将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归纳为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并将共同富裕解读为：通过补偿和矫正某些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郁建兴等，2021）。还有学者立足“富裕”和“共同”两个维度阐释共同富裕，认为其是指富裕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满足自身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人人都达到富裕生活水平但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李军鹏，202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则指出：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新华社，2021）。该界定方式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全员性（即全体人民都富裕）、全面性（即包含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共享性（即共享发展成果）三个核心要义，本研究采用的就是这一定义。
人们对于继续教育概念的认知和界说经历了一个从狭义走向广义的演进过程。从对象角度看，可将学界对继续教育的界定归纳为“工程技术人员教育说”“专业技术人员教育说”“大学后人员教育说”“学校教育之后的社会成员教育说”等几种观点。其中，“工程技术人员教育说”是最早且最狭义的一种继续教育界说，代表性观点有：继续教育是指工程技术人员为适应科技迅速发展，不断进行知识更新补缺的教育（张维，1990）。“专业技术人员教育说”的代表性观点有：继续教育是对已接受高等学历教育或已获得一定专业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知识技能的补充、更新、拓展和提高，使其完善知识结构、提高创造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的教育活动（董华，2002）。“大学后人员教育说”的代表性观点有：继续教育一般是指大学毕业后在职的、非在职的所有人员进行知识更新、补缺、提高的教育（唐士富等，1989）。“学校教育之后的社会成员教育说”是一种更加宽泛的继续教育界说，代表性观点有：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成人教育活动，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0）。总体而言，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教育的外延亦渐趋扩展。本研究从广义上使用“继续教育”一词，意指对已脱离常规学校教育的成人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
2.相关研究综述
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之后，我国有关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快速增加，其中也包括一些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成果，主要涉及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问题困境及优化路径。关于价值意蕴的观点有：继续教育有助于破除弱势群体累积劣势、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肖立志，2024）；成人教育有助于丰富终身学习资源供给，有效阻断代际贫困，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个体生命整全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邓文勇等，2023）；社区教育有助于通过开发人力资本、推动产业转型、推进文化建设，从人力、物质和精神层面为共同富裕赋能（张志欣，2024）。关于问题困境的观点有：成人教育面临教育目的、价值定位、人才培养、运行机制与实现共同富裕框架不兼容的问题（邓文勇等，2023）；当前社区教育公平机制尚未健全，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社区教育品质有待提升，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尚未形成（张志欣，2024）；指向生态移民生计发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存在定位不够精准，课程设计与岗位能力衔接不够严密，培训过程与岗位工作流程融合不深入，过程性监督和指导不够有效等问题（杨智等，2023）；普惠性老年教育存在优质供给不足、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课程资源不足、信息化水平不够高，融合发展有限、教育品牌特色不明显等问题（朱晓卓，2024）。关于优化路径的观点有：应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继续教育，畅通弱势群体向上流动渠道；加快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满足弱势群体成长需要；促进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全面夯实乡村共同富裕基石（肖立志，2024）。成人教育可通过补短板、促正义、树风尚、强支撑等措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邓文勇等，2023）。社区教育应匡正教育失衡，加大教育供给，提升教育品质，优化协同共治（张志欣，2024）。生态移民职业技能培训要聚焦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设计培训项目，对接岗位能力开展“沉浸式”培训，建立资助、培训、评价分离的培训管理机制，建设专业化的管理、培训与督导队伍（杨智等，2023）。
综上所述，学界已就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这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但既有研究也存在如下缺憾：一是相较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有关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成果明显偏少，且已有成果大多以思辨研究为主，而实证研究较弱，尤其是缺乏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作用机制的研究。二是已有成果多聚焦社区、高校等某一场域或老年人、农民等某一群体展开，而立足继续教育整体开展的研究十分匮乏。有鉴于此，本研究将立足浙江省以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为特色的继续教育实践，深入剖析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
二、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有别于将“教育”窄化为“道德教化”的“先富后教”思想，本研究提出建立在“完整性教育”基础之上的“以教促富”观点。具体而言，继续教育既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见图1）可以概括为：共富技能培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直接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人文素养教育增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有效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学历继续教育提升居民受教育年限，协同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共享。
图1 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
1.共富技能培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直接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包括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其中，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也是共同富裕最直接而显性的表征。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包括最能体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经济收入等指标。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指出，“在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工业来实现丰裕方面，教育已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倘若绝大多数人没有文化也没有技能，实现这种丰裕是完全不可能的。”（西奥多·W.舒尔茨，1990，p.45）我国学者在舒尔茨所著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一书的前言中将人力资本的基本观点归纳为：有技能的人是一切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西奥多·W.舒尔茨，1990，p.i）。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通过教育培训和“干中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闵维方等，2022）。鉴于此，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居民的人力资本，因地制宜地对居民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其共富技能，由此提高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自然成为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从实然层面看，代表性的案例有：浙江省缙云县综合考虑当地产业分布等因素，开设特色产业共富学堂，邀请专家定期授课，越来越多的农民靠种植葡萄、茭白或卖烧饼致富。2021年，缙云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一年增长12.6%，全县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比上一年增长17.77%（俞碧寅等，2022）。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立足于传技带富，依托县乡村三级党群服务中心开设共富夜校，加强村民致富技能培训。截至2024年5月，该县共开发特色产业技能、经营技能等十大类课程，共富夜校成为该县提升居民技能、实现增收致富的重要平台（人民网，2024）。绍兴市柯桥区柯桥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共富夜校”开展中式面点技能培训，为居民获得技能知识、增加收入搭好平台，让“共富夜校”成为社区居民的“共富密码”（浙江社区教育网，2023）。柯桥区平水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自2023年开办“共富夜校”以来，陆续开设保育员、母婴护理、缝纫工等技能培训班，累计培训各类人员达1万余人次，居民创富技能得到明显提升（绍兴网，2024）。值得关注的是，浙江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月印发的《关于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实施方案》提出，要探索打造技能型小镇、技能型社区、技能型乡村，加快布局建设覆盖城乡的“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中共浙江省委等，2025），此举进一步凸显了共富技能培训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2.人文素养教育增强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有效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穷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仅是收入，还包括内心的平静、属于一个社区、安全以及良好的健康等（阚阅，2022）。通过技能培训提高收入水平、实现物质富足，有助于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除此之外，对居民开展人文素养教育，丰富其精神生活，亦可以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有效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强调，“应将以下人文主义价值观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宗旨：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基于此类认知，绍兴市柯桥区共富夜校除开设技术技能类课程之外，还开设了生命健康、智能生活、乡风民俗、红色根脉等旨在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人文素养的课程，着力打造“幸福家庭华舍人”“柯桥领读者”等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实施共富夜校百场“智慧助老”等工程。其中，柯桥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针对居民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期盼，实施了“居民时尚幸福工程”，让居民在社区教育中感受诗与远方（骆智明，2023）；该学校举办的共富夜校插花艺术培训还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较好地提升了居民的艺术修养。柯桥区夏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开发的“浙履讲堂”课程，则注重挖掘该镇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并融合村社的风貌与传统，深入浅出地讲述当地历史文化，为村民们提供了精彩纷呈的人文素养大餐。玉环市共富夜校也开设有健康知识、家庭教育、文化传播等多种课程。
3.学历继续教育提升居民受教育年限，协同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共享
共同富裕可以分为“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其中“共享”意味着社会成员共享收入、财产和平等地获得公共服务（李实，2021）。另有学者用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指标来表征共同富裕，其中共享性指标下设教育、医疗健康等二级指标，并用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三级指标来衡量国民总体平均受教育水平（陈丽君等，2021）。教育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支撑作用，可以通过教育公共服务的水平具体体现（朱旭东，2024）。可以说，创办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本身，以及开展共富技能培训和人文素养教育，都是推进继续教育资源分配均等可及的创新性举措，而且二者皆归属于非学历继续教育的范畴。在此基础上，针对居民开展各种层次的学历继续教育，提升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和学历层次，有助于更直接地将健全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共享等宏观政策具象化和在地化。换言之，提高包括学历继续教育在内的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目的，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手段。为提升当地居民的文化程度，不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共富夜校常年在本部和村居（社区）教学点开设成人初高中学历提升培训班，让居民可以在家门口就读并提升学历。例如，2023年柯桥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共富夜校有128名学员获得高中毕业证，2024年成人双证制高中班报名伊始名额就被抢空（浙江教育信息网，2023）。此外，浙江农林大学乡村共富学院与继续教育学院合署，专门设立学历教育中心，把开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作为重要工作，旨在培养本专科层次的农林干部和共富人才。
三、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
基于浙江省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发展中积累的经验，本研究提出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建立“政府＋”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
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Henry Etzkowitz）指出，大学、产业和政府是创新体系最核心的机构或主体要素，它们密切合作、协同发展（亨利·埃茨科威兹，2014）。同样，政府、学校、企业也是共富夜校、共富学堂以及共富学院等通过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所形成的创新体系中的主体要素。譬如，绍兴市柯桥区教育体育局于2023年7月印发的《柯桥区“共富夜校”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区教体局牵头、镇街及相关部门协同、成人学校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此外，共富夜校实行“群众点单—学校制单—政府买单”的“三单制”继续教育模式。例如，柯桥区齐贤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与柯桥跨境电商产业园和鲁越人家大酒店联合开展“共富夜校·空中课堂”电商直播培训（俞华良，2024）。2022年4月，浙江省衢州市将衢州乡村振兴学院迭代升级为四省边际（衢州）共富学院，总校设在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该共富学院注重整合职业院校、龙头企业、社会机构等教学资源，建成四省边际职业培训联盟，搭建“1（衢州市乡村振兴学院）＋2（党群中心、文化礼堂）＋N（讲堂）”运作综合体，政校协同汇聚区域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合力推进政策、资金、项目、教材等全面统筹（张锦平等，2024）。另外，浙江乡村共富学院由浙江农林大学与东阳市政府联合共建，继续教育学院承担运营管理工作。丽水市将共富工坊和共富学堂紧密结合甚至融为一体，一方面通过共富学堂提升了共富工坊的技能水平，另一方面利用共富工坊为共富学堂提供了就业岗位，实现了培训与就业的无缝衔接。
立足浙江省创办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的实践，本研究建议建立“政府＋”多主体协同的继续教育机制。这一创新机制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是源于促进共同富裕的继续教育是一种公益性、普惠性教育活动，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政策引领和资金支持等作用。二是“＋”寓意继续教育主体要素的可延展性。质言之，“政府＋”主要包括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在今后的发展中，旨在促进共同富裕的继续教育应进一步优化“政府＋”育人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各自的优势，形成继续教育合力，构建多主体协同育人的大继续教育体系。
具体而言，其一，政府应在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中扮演关键角色，主要通过制定政策法规，为继续教育提供政策支持、经费和制度保障，发挥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的作用。比如，政府可以促进教育机构与行业、地方当局等的合作与协同，扩大技能提升与再培训机会，消除参与培训的障碍（OECD，2025）。而且，政府在建立机制和法规、配置财政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作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2022）。其二，学校是开展继续教育的主体力量，主要通过开展需求调研、开发与实施课程等方式，保障继续教育质量。鉴于目前共富夜校、共富学堂主要依托开放大学、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而创办，未来可以引导更多高职院校、普通高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通过单独创办或共建共富学院等方式，加入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之中。此外，本研究从调研中发现，如何开发量质兼具的共富课程，特别是服务于当地产业发展的共富课程，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共富课程的吸引力，应是当前和未来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其三，企业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也是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但目前来看，企业在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中的显示度、参与度和贡献度都还有所欠缺，未来可以通过提供实践基地或就业岗位、共建课程等多种方式，加大企业参与力度，进一步推动校企紧密合作、产教深度融合，实现由悬浮化的“弱参与”转向落地化的“强参与”（朱德全等，2024）。其四，社区组织、专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也拥有良好的继续教育资源，可以通过提供场所、师资等方式，积极参与创办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的继续教育活动。
2.打造“省—市—县（区）—镇（街）—村（社）”教育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华社，2024）。共同富裕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如何弥补农村继续教育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劣势，让继续教育真正惠及广大农村居民，是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浙江省的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探索推行一体化办学，构建“县（区）—镇（街）—村（社）”三级办学体系，以城乡继续教育融合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累积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例如，绍兴市柯桥区构建了共富夜校“1＋16＋N”教育矩阵，以柯桥区社区学院为龙头、16所镇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主体、N个村社教学点为基础，实现了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全域化推进（俞华良，2024）。2023年柯桥区共富课堂进农村文化礼堂达1805场次，受训对象超过1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让乡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读的愿望（绍兴网，2024）。前述四省边际（衢州）共富学院搭建的综合体，把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1438个村级讲堂一体纳入全市乡村振兴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张锦平等，2024）。这些做法为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继续教育一体化发展以及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提供了“浙江样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成人参与教育的障碍分为体制障碍、处境障碍和意向障碍三类，其中体制障碍包括缺少（在合适时间和地点的）供给和机会等，处境障碍包括缺少学习资源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2012）。浙江省构建的“县（区）—镇（街）—村（社）”办学体系，可以实现村社共富教学点的教育场所“硬件”与社区学院及镇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教育资源“软件”优势互补，较好地克服农村居民参与继续教育的体制障碍和处境障碍。
今后，指向共同富裕的继续教育可以升维打造“省—市—县（区）—镇（街）—村（社）”五级联动的教育共同体，具体可以各级开放大学、社区学院为龙头，以镇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主体，以村社共富教学点为基础，构建城乡一体化办学体系，推动优质继续教育资源下沉，实现优质继续教育师资共建共享。尤其要注重发挥镇街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村社共富教学点的作用，激发其活力，弥补其当前师资力量的不足，从而突破农村继续教育发展的空间瓶颈，扭转不少地方镇街成人教育中心学校以及村居文化礼堂作用发挥不足甚至形同虚设的局面。由此方能打通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最后一公里”，将继续教育延伸至居民生活的“最小单元”，让农村居民能够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真正实现农村继续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和便捷性。
3.实行“技能+人文素养+学历”多证书制度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把文化资本分为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三种形式（皮埃尔·布迪厄等，2004）。其中，制度化文化资本是一种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考试等形式予以认可，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方式将其制度化的资本形态（朱伟珏，2005）。如前所述，开展共富技能培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核心手段，而基于农村居民、老年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学历提升需求较高的现实，开展初中高等层次的学历继续教育，也是实现教育公共服务普惠普及和发展成果共享的本质要求。共富夜校开展的成人双证制初高中班成为广受居民认可的一项惠民工程，可以实现学历和技能双提升，且能从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两个层面同步扩展居民的制度化文化资本。这也是共富夜校与脱贫攻坚时期创办的侧重开展技能培训的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庄户学院等继续教育机构的显著区别之一，因而亦成为共富夜校的一个特色和优势。
在未来的发展中，着眼于促进共同富裕的继续教育可以在双证制基础上，探索实行“技能＋人文素养＋学历”多证书制度，真正为居民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切实彰显继续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全面性和共享性特征。此处的多证书不仅包括以就业创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各种层次的学历证书，还包括指向人文素养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朗诵表演、健康养生等方面的证书。这类证书具有灵活、多样、耗时短等特征，既可以作为独立的资历证书，也可以替代或补充传统教育资格的“微证书”认证方式（张黎等，2023）。此外，鉴于目前共富夜校所开展的学历继续教育是以初高中学历继续教育（即中等学历继续教育）为主，伴随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共富学院、开放大学、高职院校等为依托，从致富带头人等群体入手，逐步将学历继续教育向本专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拓展，同时建立完善“学分银行”制度，对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人文素养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进行认证、积累与转换，促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之间的相互衔接融通，推动以“微证书”叠加换取“大证书”。
4.采用“数字化+智能化”教学方式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和智能化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基础，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在从创办到发展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运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手段对教育教学进行赋能。譬如，绍兴市柯桥区依托“浙学通”数字化平台，实现了学习成果的存储、认证与转换；还打造出“柯桥区终身学习网”空中课堂，开发了老年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技能等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又如，齐贤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共富夜校·空中课堂”把农家乐厨师培训搬到“云”上，让居民随时随地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技能学习。四省边际（衢州）共富学院依托“无线衢州”APP打造融媒体“云课堂”，允许居民随时在线点播学习，实现了教学全过程信息化（张锦平等，2024）。
但整体而言，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的数字化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同时，面向成人学习和教育的在线学习平台、移动互联网、教育APP等数字化应用能让所有人更加公平地获得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机会。因此，旨在促进共同富裕的继续教育亦应进一步探索采用“数字化＋智能化”教学方式，推进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的数字化发展，搭建在线学习平台，开发新型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更多“云端课堂”和“云端学校”，探索DeepSeek等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学模式创新应用，如开发应用AI助教、AI学伴等，据此加快继续教育数字化转型，促进继续教育智能化发展。
5.推行“先富教后富”发展模式
邓小平同志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1993）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习近平，2021）理性地讲，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先富带后富、逐步推动共同富裕的持续发展过程。
依循上述逻辑，旨在促进共同富裕的继续教育可以推行“先富教后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具体可从三个层面实施：首先，在继续教育层面，可以通过开展致富带头人专题培训、选聘致富带头人担任专兼职教师等方式，发挥“先富教后富”的示范带动作用。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把创新采用者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多数、后期大多数和落后者五类。其中，创新者往往能较早从系统外获取并引入创新思想，从而启动创新在本系统内的扩散；早期采用者一般是成功采用创新的典范；早期大多数、后期大多数和落后者等潜在采用者倾向于模仿和跟随其所处圈子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的行为。因此，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可以较好地发挥榜样带动作用（何爱霞等，2024）。在本研究中，这两类群体对应的是先行获取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致富带头人，他们可以发挥创新和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居民实现共同富裕。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前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归纳的成人参与教育的三大障碍中，意向障碍主要表现为成人对参与教育的回报或有用性的认知障碍，这在文化程度低或年长的人群中尤其普遍。本研究在调研中亦发现，居民参与继续教育的内驱力不足、师资力量短缺是共富夜校面临的主要发展困境。鉴于此，首先应选聘致富带头人担任专兼职教师，以改变居民对于继续教育的价值认知，提高其参与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同时充实共富夜校的师资队伍。其次，在浙江省层面，可以优化以城带乡、山海协作格局，开展“送教下乡”“送课进山”等活动，打造横纵贯通的继续教育体系，借此破解浙江省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群体差距，通过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省域共同富裕。最后，立足全国乃至国际层面，浙江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其打造的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在全国具有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可以逐步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从而创办更多或更高层级的共富夜校、共富学堂和共富学院，甚而为国际社会提供继续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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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5-04-22 责任编辑 刘选
来源：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