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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学习共同体在中国的广阔前景

(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4年第14期上)

 
本刊专访 记者   徐明祥
 
  作为媒体人,我很久没有被某个人的演讲所打动。然而,就在“共同学习,让生活更美好——社区学习共同体”专题高级研讨会(杭州)上,成人教育专家汪国新所作了精彩发言,却深深地感染了我。题为《共同学习的价值及实现:社区学习共同体的今天与明天》主旨发言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我从他饱含深情而又充满激情的演讲中,我听出了他的学术自信,更看到了成人教育的希望。看得出,他是真的把成人教育研究当作自己钟爱的事业来做,在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收获了成功与快乐,他正享受着“边缘”地带艰苦求索的过程。我意识到,他和他的团队所潜心研究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应该是真正适合成人的学习方式,他找到了成人教育之所以成为“成人教育”的本质特征和和优势所在。于是,我产生了对汪国新先生进行学术专访的想法,希望借《中国成人教育》这一学术交流平台,让他的研究成果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也希望有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加入到这项对于当代中国有着巨大现实意义的事业中来。我相信,社区学习共同体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作用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与范畴,它对于公民幸福美好生活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汪国新(1963--  ),浙江省杭州市教育局成人教育研究室主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职成司社区教育专家组成员,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科研机构工作委员会副理事长,浙江省成职教协会副秘书长,浙江省成职教协会社区共同学习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汪国新担任主任的杭州市成人教育研究室,是目前国内副省级城市中最大的成人教育研究专门机构。
 
  徐明祥: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基于何种考虑提出“社区学习共同体”这个概念的?
 
  汪国新:2007年9月,浙江省教育厅鲍学军副厅长在他的办公室对我说:“社区教育已开展了多年,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为学习型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现在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群众的参与度不够高,社区教育还缺乏吸引力,社区教育机构开设的许多培训,老百姓不喜欢,有时发一些钱物给学习者,也没有太多的居民积极参与。汪主任,你是不是从微观层面研究一下成人学习,怎样让居民愿意学习。”在随后的社区干部和社区学院教师座谈会上,他们在谈到组织居民培训时,都有一个共同的表情——愁容,纷纷表示,花了很多心思和力气,好不容易组织一次教育培训活动,结果来的人不多,来的人不是提前回去就是打瞌睡,觉得没有什么效果,吃力不讨好。当我到西湖区和江干区基层调研时,我欣喜地发现参与群众社团活动的每一个成员都“春风满面”,快乐幸福溢于言表。个别交谈时,他们都说已多年参与社团的活动,定期参加,一次也不愿意拉下。学得开心,也学得有成绩。“愁容”和“笑脸”不断地在我的脑子里重现,鲍厅长的嘱咐时时在耳边响起。社区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成人,社区教育要目中有“人”,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有趣有用的,居民一定喜欢。在社团中自主学习和被安排在教室里“培训”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方式,在社团中学习是一种基于兴趣和需要的共同学习,这应该代表一种方向,之前中学任教时我对“共同体”和“学习共同体”已有所了解,我联想,“社团――学习型社团――社区居民共同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想到这里,很兴奋,这也许就是鲍厅长让我寻找的成人最佳学习方式。站在前人和伟人肩膀上,把“共同体”的思想应用在社区居民的学习上,并注入全新而独特的丰富内涵,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事。
 
  徐明祥:社区学习共同体与学习型社团、学习型团队、学习型组织、合作学习小组,以及瑞典的“学习圈”究竟有何区别?
 
  汪国新: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近七年来一直争论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们之间没有多少区别,所以有些同行建议不要用新的概念,就用“学习型社团”或“学习型团队”。其实,我们“社区学习共同体”与“学习型社团”或“学习型团队”在内涵上有本质的区别。社区学习共同体是由城乡社区居民以实现身生命价值为根本目的,以享受共同学习过程为出发点而自愿结成的相对稳定的学习群体。它具有:1.自愿参与; 2.高度自主;3.自我需求;4、自身兴趣爱好;5.彼此是成员关系; 6.成员即学习资源;7.内目标自评价等七大特征。这个学习群体最本质的特点是,学习者把当下学习过程的快乐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自身生命价值为根本目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功利性的目的,是真正体现人的“本质意志”的学习。也就是说,在这里,人是目的,学习及学习过程就是目的,而不是把学习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学习型社团”或“学习型团队”及学习型组织,都是先有了组织或团队,这些组织和团队有其自身的功能和目标,当它们成为“学习型”时,可以更好地实现组织功能与目标,而组织或团队中的“人”并不是目的。当然,学习型社团”或“学习型团队”中的一部分,虽然用了“社团”或“团队”的名称,但它目的和出发点与“社区学习共同体”没有区别,已经是“社区学习共体”了。合作学习小组与学习型团队类似,是合作学习为手段以达到小组的共同目标。学习圈在瑞典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种全国性的教育现象能存在发展一百年,这本身就是一大奇迹。与此同时,同一个学习圈,有的竟三十年坚持开展学习活动,影响几代人。一百年中,情况不断变化,学习形式和学习内容也随之变化,但始终保持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学习圈从量变到了质变,它们中大部分已经改变了一百年前性质,不再是以组织的功能的有效实现和利益的最大化为组建学习圈的目的,而是关注学习者成长与发展。也就是说,今天的瑞典的学习圈中相当大一部分已是“社区学习共同体”了,但不能把学习圈等同于中国的“社区学习共同体”。
 
  徐明祥:社区学习共同体在杭州的实践给杭州市民和杭州社会发展带来了哪些变化?
 
  汪国新:经过几年的培育,杭州城乡已有近三千个社区学习共同体分布在城乡社区。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市民,都在各自不同的“社区学习共同体”中快乐成长,不仅增长了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收获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身体,生活品质大大提高。许多学习者反映,常常因为自己的生活状态改变了而带来了整个家庭生活质量的变化。社区干部欣喜地告诉我们,“学共体”多了,笑脸多了,牢骚少,投诉少了。社区干部反映,他们的社区因为学习氛围深厚,邻里和睦,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强了,小区的房价比同等情况下的另外的小区高了不少。
 
  徐明祥:根据您的学术研究和杭州实践经验,您认为行之有效地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策略是什么?
 
  汪国新:这里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社区教育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不是居高临下、自上而下的教育供给。因此我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为市民学习提供必要的环境和条件,造“池塘”,建“湿地”,有了空气、水和阳光,动物和植物都会自由生长。二是社区教育发展一般经过三个不同阶段。社区教育在我国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即实验探索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即政府强力推进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愈到位,平民教育运动愈发达,学习型社会建设才不会是一句空话。第三阶段是自主发展阶段即社区教育发展高级阶段。到那时,政府的推进功能减弱,市民学习的自主性明显增强。这一阶段也是社区学习共同体发展最健康的阶段,那时,一张社区学习网络就自然织成,网络的节点由一个个社区学习共同体构成,微观层面的社区学习满足居民的内在需要,平民的学习积极性被激活,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发展将处于自主发展的理想状态。也只有到那时, “时时可学,处处能学,人人乐学”的理想才将能变为现实。
 
  不同社区教育阶段对于学习共同体的培育有不同的策略。一般来说有四个基本策略。第一是需求调研,掌握居民的学习需求;第二是提供必要的条件,如必要的活动场地和奖励经费,开展核心成员的培训,形成带头人队伍等;第三是引导群众社团的蜕变为学共体;第四是提供展示平台,激发学习动机,创设学习氛围。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和重视,“社区学习共同体”已经存在于城镇的社区当中,只是数量不够多,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而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另一方面,群众性的草根社团活动形式比较单一,类型不够丰富,随意性较大,学习的成份较少。只要我们引导得法,群众性的草根社团就能进行自我完善,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学习共同体。
 
  在活动内容上,对现有的群众性的草根社团活动植入更多的学习成份。挖掘社区学习共同体本身所蕴藏的文化,拓展其深度和广度,植入文化因子,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例如,以学习武术、太极拳为主题的学习共同体,通过挖掘武术的发展历史、太极拳的发展脉络及蕴藏的文化,植入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活动之中,既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也可提升学习共同体的文化品味。开展体验式互动型活动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因子植入学共体的娱乐活动中,学乐一体。也可以将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元素,植入学习共同体的学习中。如以“品西湖”、“诵西湖”、“忆西湖”为主题互动学习中,将西湖西湖深厚的历史与人文沉淀植入相关的学习共同体的学习中。杭州九堡镇农民工“草根之家”,一个由农民工组成的学习共同体,由农民工徐文财创办的农民工网站起步,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人。 “草根之家”以学习、维权、咨询、联谊为主题,以“草根学堂”、“草根讲堂”、文艺汇演、出版杂志“草根”为载体,开展新市民知识学习、技能学习、文艺活动、法律咨询、帮扶救助等系列学习、文体、服务等活动,一个大的学习共同体之下分出若干个小的学习共同体——草根艺术团、文学组、义工组、法律组、杂志编辑组、体育组,新生代农民工在共同体中学习,提升了自主提高、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了自信心和城市归属感,更快更好地融入了都市。
 
  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建立公共教育资源合理流向平民的机制。“学习改变命运”更适合于平民大众。“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应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教育公平不仅是起点、过程与结果的公平,还应包括对不公平结果的校正——为那些因为种种原因错过学习机会的人提供补偿教育。社区教育实际上已成为教育不公平结果的一种系统性社会校正渠道。“将国家资助的学习活动延长到传统学校教育年龄之后,将促进真正的教育平等的实现”。公共教育资源,合理地流向平民,需要的是教育观念的更新,更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探索建立政府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的资助机制和奖励机制,实施对应的政策支持,促进社区学习共同体健康有序发展。
 
  徐明祥:“成员即资源”的观点很新,很现实,也似乎有些哲学的意味。可否简要举例说明?
 
  汪国新:社区学习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它能够获取足够的资源,而这一资源本身是一方“池塘”,是一个生态系统。在传统资源观中,学习资源主要是教师和教材,学习者是资源的消耗者,学习者的增加意味着需要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因此,在这种资源观下,学习需求的增长必然导致学习资源供需矛盾的凸显。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提出则转变了这种传统的资源观,“成员即资源”这一全新的社区教育资源观有其丰富的内涵。
 
  一是成员也是资源。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成员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学习资源。在社区学习共同体中,成员大多是有一定生活工作经验的成年人,他们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及各种专业知识,形成了独特而又富有实践价值的“个人知识”。社区学习共同体不以“书本知识”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而是以解决人生难题、实现自我价值、丰富精神世界等实践性、生活性很强的主题作为学习内容。在社区学习共同体中,成员通过相互交流、互动、研讨、探究,来完成学习过程,“个人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不可替代的学习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成员,远比一本书、一次讲座来的更为重要。
 
  二是成员带来资源。社区学习共同体可以通过成员来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重要资源,特别是一些外在的场地、设施、设备、师资等资源。成员与社区学习共同体之间并不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市场交易主体关系。成员是社区学习共同体的一份子,社区学习共同体所拥有的资源即所有成员共有的资源,因此,成员更乐于将自己所拥有及能够获取的资源积极提供给社区学习共同体。
 
  三是成员生成资源。成员即资源,还表现在社区学习共同体活动过程中知识的生成上。知识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资源,一方面知识不会因为使用而消耗,另一方面知识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生成新的知识。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过程通常伴随着新的知识的产生,这是由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方式决定的。充满对话、互动、协商的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几乎在每一次的活动中都能产生新的创意灵感,新的思想火花,新的奇思妙招。当成员在社区学习共同体中学习活动时,会产生许多新想法、新思路、新创意、新经验,从而生成新的学习资源。
 
  徐明祥:为什么说社区共同学习是城市幸福指数的新元素?
 
  汪国新:归属感是幸福感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的城市居民小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摩天大厦营造了一个个井底般的世界,公寓大楼让百姓的物理空间越来越近,但人们的心灵距离却越来越远。一只猫眼,保护了隐私,也隔断了邻里情。高档居民小区让人们拥有着足够多的“隐私”,但生活在同一幢大楼里城市人,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城市人们普遍感到隔离感和孤独感,而人际环境、邻里感情正在成为影响城市人幸福的重要因素,“缺少邻里沟通”、“缺乏社区归属感”已成为当代城市居民幸福感低的重要原因。社区内的居民,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及学习需求自愿结成“社区学习共同体”,在平等互助的原则下参与共同学习,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需求,在宽松环境和民主气氛中互为师生,分享彼此的情感,通过共同学习活动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其成员对“学共体”产生强烈归属感。当“社区学习共同体”广泛存在并活跃在所有社区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社区的被认同度、信任度同步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社区学习共同体,就是这样通过提升社区的归属感从而提高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
 
  徐明祥:农村社区学习共同体与城市社区学习共同体有何不同?杭州市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经济欠发达地区地区能推广吗?如何推广?
 
  汪国新:农村社区学习共同体与城市社区学习共同体没有质的不同,只是数量上相对少一些。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五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级,其中生理上的和安全上的需要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级需要,他们是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足的。马斯洛还认为,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大,而高级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小,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则刚好相反。五种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但这样次序不是完全固定的,可以变化,也有种种例外情况。各层次的需要是相互依赖和重叠的。根据这样的理论,农民和市民一样,都有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即都有参与“社区学习共同体”需要和动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广大农村,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农闲时间增多了,更多关注精神生活,体现“本质意志”需求不断增多。浙江临安市清凉峰镇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村集镇,在这里活跃着一支农村学习共同体——太极拳俱乐部,其成员中的近一半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在学习共同体中健康快乐成长、强健身体的同时,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彻底改变,充盈的精气神为家人和亲朋所称赞。2014年度杭州市农村社区学习共同体培育专题研讨会5月13日在临安市举办,临安市的实践告诉我们,农村地区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至于推广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教育工作者思想观念的问题。只要我们能把“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同样看重,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施政和教育理念,城乡都能培育出大批社区学习共同体。
 
  徐明祥:我感觉媒体尤其是教育类报刊、电视台、网站对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关注不够,我们教育领域自己的媒体对自己的朝阳产业或者说事业宣传不够,令人叹息。对此,您有何建议?
 
  汪国新:2013年8月1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浙江分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八家央媒的记者在杭州集体对我进行了采访,随后分别在相应的媒体上报道了杭州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情况,《中国青年报》更是在头版头条的显着位置进行了重点报道,随后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内部信息动态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让省委常委们也了解了杭州的这一研究。应该说主流媒体是重视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意义重大。教育类的媒体相对关注少一些,主要是我们主动汇报的少,社区教育之外的教育工作已让教育工作者不堪重负,需要教育类媒体的更多关注。令人感动的是,杭州教育局的沈建平局长,百忙之中抽出两个小时,听取了我的汇报,他认为:“社区学习共同体培育,好就好在上接政府工作重点,下接地气。”肖锋副局长和吴作为处长自始至终关心支持这项研究工作,在肖锋副局长的倡导下我们编制了《走向学习型城市——杭州学习社团地图册》。省教育厅的鲍学军副厅长一直关心关注杭州的社区学习共同体研究及推广的进程,三年前就指出,这项研究的社会价值大于教育本身的价值,让我把研究成果发表在教育以外的报刊杂志上,这是对我们工作的鼓励和鞭策。
 
  徐明祥:很多人是以成人教育工作为职业的,他们很努力,也很敬业,令人尊敬。我从您的演讲和着作中真切地体会到,您不仅热爱成人教育这个职业,更是把它当做自己钟爱的事业,而且从中获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的成功,从而也得到了人生的快乐,体现了自己的独特价值。我对您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颇感兴趣,尤其是如何转行到成人教育战线的过程,可否详细谈谈?
 
  汪国新:我对科研有兴趣,32岁被评为黄石市“教育科研学术带头人”。在杭州市成人教育研究室主任兼书记空缺的情况下,我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离开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省一级重点高中)的领导岗位,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在一些人的眼里,成人教育不受人重视,科研工作也不会有大的出息。但我认为,只要是兴趣与事业是一致的,即使是边缘地带,照样可以做出贡献,更何况教育是相通的,教育的实质和“灵魂”是不变的。在市教育局分管局长肖锋的领导下,我单位14位专职科研人员齐心协力,完成了教育部和浙江省重点课题,编辑出版《中国社区教育30年名家访谈》、《资源的合建与共享》等多部着作,两项成果分别获得浙江省政府教学科研成果一、二等奖。2007年起至今,我们一直致力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研究,多次在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上推介我们的研究成果,产生的广泛的影响,与瑞典、丹麦、韩国、加拿大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了学术交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之所以专注于这一研究,那是因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是一项事关社区教育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事关广大民众实现幸福梦的重要课题,其创新之处,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高度上看,它以城市化快速推进为背景,站在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发展、社会管理优化、幸福城市打造、构成城市细胞的优化的的高度认识“社区学习共同体”培育的价值意义。从广度上看,把职场和校园之外的广阔的社区纳入视野,把所有城乡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以活跃在城乡社区的群众社团为基础,以北欧的成功实践为借鉴, 既有实践探索,也想有理论建树。从深度上看,系统回答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属性、特征、功能、价值和成长发展内在规律,形成“社区共同学习”理论,力求有新突破;以微观视角优化城市细胞,探索政府需要与百姓需求、学习型社会理想与学习者自我现实之间的“高杠杆解”;从制度设计和发展策略层面深化研究,以期更好地发挥政策咨询作用,突破社区教育发展瓶颈的锐器,开启了幸福社区建设新思路。
 
  社区教育实在太重要了,它关涉的是六分之五的国民的素质的提高和幸福梦的实现。我们的研究成果如果被有关部门所采纳,所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潜心钻究,以好的研究成果回报社会和人民。
 
  徐明祥:记得您说过有三个关于成人教育的梦想,请对读者谈谈吧。
 
  汪国新:我在2013年由人大书报资料中心、浙江省成职教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农村研究培训中心等共同举办的“共同学习,让生活更美好”专题研讨会上,畅谈了三大梦想,三个梦想既是我个人梦想,更要成为成人教育工作者的梦想。其一:我国城乡每一个社区都有一组社区学习共同体,每一个城乡居民都参加到某一个学习共同体中去学习。其二:社区共同学习理论,成为城市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思想武器;社区学习共同体培育的实践,成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成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佳路径之一。其三:在国际学习型城市大会上,有中国的主旨报告,让中国的共同学习理论与实践影响世界终身教育发展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进程。
 
  徐明祥:请您理性地分析、阐述社区学习共同体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以及目前实际工作中面临的瓶颈问题,有何破解的具体办法?
 
  汪国新: 建设学习型社会,仅有目标和理念是远远不够的,最需要的是创新有效的载体。今天的社区教育还存在知晓度、参与率、满意度低等突出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乡市社区却活跃着不少居民自发结成的学习共同体,凝聚起相当数量的居民持续参与。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是正确处理城市和城市的细胞的关系的重要支点,它将从根本上转变社区教育理念、内容和形式,从而突破社区教育发展瓶颈。它将使学习型城市建设真正“接地气”,使“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人人皆学”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有了强有力的抓手和切实可行的载体。价值观的缺失和道德滑坡与教育体系的残缺有着因果关系,而社区教育则是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把这一环节做好了,做实了,将有力推进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共同学习不仅能改善民生,也能促进社会治理。瑞典的学习圈让人们更深入地体会到民主的价值。法西斯政权在意大利和德国发动的第二次大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的。这种事情没有在瑞典发生,民众没有被法西斯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控制,学习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圈这种对话文化成为为有效的保护伞,抵御政治和宗教狂热思想的影响。正是因为学习圈对瑞典社会民主平等正义的发展、民众整体素质的提升、社会事业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因此政府才长期高度重视,因为,政府懂得这样的一条道理:“与其让民众手里握着枪杆,不如让民众手里捧着书本。”
 
  社会的发展终究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生活幸福。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是真正的学习,它以实现的人的生命价值为目的,不仅增长知识转变观念,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的行为和生活状态。这样的学习,因为契合人性又符合成人学习规律,因而是人道的学习,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是和谐社会的稳压器,居民对所在社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个人美好生活的实现。
 
  对“终身教育”的误解和传统学校教育思维惯性的存在是“社区学习共同体”培育的最大障碍。
 
  以为终身教育是知识大爆炸时代的教育现象,知识太多了才要终身学习,把人们的受教育时段从职前延长到职后,要不断地接受像学校教育一样的教育。这是对终身教育的严重误解。其实,孔子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工作之余继续学习可以增长才干,学习之余参加社会实践可以检验学到的东西),他不仅表明了学习与实践的辨证关系,更昭示了终身学习的教育观,这里的学习绝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
 
  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们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感,迷失了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遗忘了人之生存的根基。当教育沦为人们谋取功名的工具时,教育远离其原点和本真,在这样的教育架构内培养出来的社区教育工作者,很自然地用学校教育思维来开展社区教育。摆脱这样的思维方式,建立人道的社区教育新格局,是大力培育社区学习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徐明祥系《中国成人教育》杂志社研究员、副主编)